新制度经济学在保险中介制度研究中的应用

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保险中介制度研究的局限性新制度经济学是从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前提假设和实证资料主要以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很少涉及非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过程,因此用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中国保险中介制度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具体表现为：
　　1．制度变迁模式方面。中国保险中介制度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模式,不完全是自然演化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通常假定,各种行动团体(主要是各种市场组织)在环境变化时,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分析以后,确认收益大于成本加上交易费用、潜在利润之和时,才发生制度的创新和变迁。而且制度创新并非轻而易举,存在现存法律的束缚和严重的时滞。但在我国经济转轨中,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制度变迁不可能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选用的需求诱致型模式,必须采取以供给主导型为主的模式,以加速转轨进程。如果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听凭制度自然演化,现在不可能形成多少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的混乱状态。
　　2．制度供给主体的地位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假定市场中存在着相当完善的合作机制。只要市场规模、生产技术等外生变量使某些市场主体产生了制度创新潜在利润的预期,那么这些市场主体就会自动组成第一行动集团,在确认最有利的制度选择后,与第二行动集团合作完成制度创新。对此模型,我国已有学者提出修正,认为潜在利润的出现只是第一行动集团得以组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市场主体之间总有外部性问题阻碍其合作,所以必须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补充。在中国,政府是制度供给主要主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3．制度供给主体的利益驱动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承认,利益是制度供给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驱动力,但以往的学者对利益没有作更深入的界定和考察。事实上,利益有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分。在大多数情况下,机会主义行为(包括坑蒙拐骗、损人利己)有助于增进短期利益,但有损于长期利益。在高度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中,市场主体大多有长期经营的预期,长期利益是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处于转轨时期,宏观环境、经济体制频繁变动,市场主体通常难以把握和预测长期利益,存在行为短期化倾向,主要追求短期利益。在中国保险中介市场中,这在导致了大量的违规和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保险中介存在于公有经济为主导的保险市场中,这在公有制保险企业,尤其是国有保险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迄今为止一直是改革的难点。因此,在制度供给或其他市场行为方面,与新制度经济学所设想的模式有较大不同,市场主体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4．制度的实施方面。在西方市场经济中,司法和行政均已高度成熟,具有较高的效率,而且制度变迁大多有明显的诱致性。新制度经济学注意到了制度实施中可能存在的违规问题,但没有对此作展开详细的研究。转轨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中国保险中介市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依然存在,制度的实施一直是个难题。所以,根据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具体情况,对制度实施的机制和有效性有必要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