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论：上海社保新政应与配套改革相一致

昨天上午召开上海施行社保新政专题新闻发布会,决定从下月起,把在本市就业的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纳入“城保”之内。 这意味着,数百万在沪农民工将有望获得与上海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
阻碍农民工市民化多年的户籍制度在社会保障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农民工市民化之所以十余年来举步维艰,并不仅仅是制度准入问题,而是其背后巨大的社会成本需要更有效分担。因此,在推进社保新政时,必须有配套改革的系统推进,使政府、社会、企业、个人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而不应将成本过多推给企业或个人承担。
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此前披露,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落户,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平均成本约10万元。上海的各项生活成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只高不低。
以本次社保新政为例,一旦农民工从综保、镇保变为城保,无论是农民工个人支付金额还是企业支付金额都须有较大幅度提高,其中企业负担的比例达到缴费基数的28.5%。这意味着,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有相当一部分将由企业来承担。
问题是,雇佣农民工的大多是产业链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本身利润微薄,在各项原材料成本、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今天,这些中小企业是否有足够意愿和能力来承担这样的新增成本呢？
来自浦东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最新数据表明,目前已出现部分企业因担心社保提高用工成本而提前“关停并转”产生的劳动纠纷。以往年案件并不高发的5月为例,该院受理案件就达1003件,环比增24%,创下今年月受理量之最。
相比农民工,企业主无疑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完全可能通过裁员来逃避承担新增的社保成本。要防止大批企业效仿,上海就不仅需要为社保新政设立缴费过渡期,更需要为中小企业减负实施配套改革,尽可能分担中小企业新增负担。
在征收城保社保金过程中,社保部门应及早建立比对数据库,对于确实因雇佣农民工出现新政前后企业社保负担大幅上升的企业,应适当减免地方税费、行政收费,降低其融资成本等,使企业不会因利润大幅损失而裁员。
同时,对社保新政后确因“关停并转”而失业的农民工,也应多方设法给予合理安置。 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全国有2000万农民工被辞退,但大量失业农民工并未离开城市,尤其是其中已习惯城市生活方式的第二代农民工。
上海在推出社保新政时,同样应及时掌握农民工失业情况,并出台合理的安置方案,如规划新增临时设摊场地吸纳失业农民工,减免失业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的相关税费等。
此外,农民工享受城保待遇后,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将面临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反而会加剧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增加社会融合的长期成本。要防止医疗服务与社保新政脱节,就应尽快摸清农民工转入城保后,医疗服务需求增量,并及时评估应新增的医疗服务软硬件投入,使城市医疗服务供求矛盾不因单项改革而出现较大波动。
新政同样需要非社保部门的配套改革,依靠区政、工商、卫生、劳动等部门的成本分担来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效果,保障农民工从中获益而不被误伤,使社保新政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