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系改革意见就像是痴人说梦

最近中国最高院会同五部门联合出台意见,依法严惩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从《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的实际内容来看,仅仅是重复和强调了原有法律即已规范的内容,我们不妨解读成司法与行政部门改变了此前对医患矛盾引起各类纠纷的暧昧态度,开始明确自己的立场。
此次最高院明朗立场自然与多方因素有关,一个最大的可能来自执政顶层人员对于秩序的追求与强调
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与强调同样体现在了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以及各类 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的各类新出司法解释与实际行动之上。另一个推动司法层执政层明朗立场的原因也许源自越来越尖锐的医患矛盾,已经不是 放任自决 能敷衍过去了。今年两会上医疗系统代表重点提出这些矛盾与现象也表明,对于医患关系来说,也许医疗体系承受的压力已至临界点。 一些观察人士将医患矛盾的根源追溯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医疗体系改革,事实上可能确实如此。
一些医院、医护人员跨越职业道德红线的行为,自然也在表层上激发了医患双方的矛盾,成为最直接的导火索。 而患者与医院在处理矛盾时惯用的中国特色式手段,不讲法律讲手段,其实也在助长矛盾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而执政层多年以来用暧昧态度应对此类矛盾,也在实质上纵容了这些矛盾的恶化。若在矛盾初显这时,即以规范的法律执行到位,必不至到今日之局面。
另外,媒体的推波助澜等等,始造成今天之局面。
有关医患矛盾的原因,大抵如此。而如果我们观察的目光越过医患矛盾,停留在社会阶层分析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也许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以建立一个稳定正常中产阶层为主要人群的社会结构为目标的话,那么我们离这个目标可能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对于中产阶层,通常的认知是这一群人应该在经济上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如果参照美国社会的话,中产阶层通常还会被认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专业的技能,在政治上有自己的诉求且有达成诉求的能力 有人就认为美国近现代社会的公民政治权利变革可能正是由不断产生并成熟的中产阶层在推动,而美国社会的稳定繁荣也归功于这一庞大的阶层。 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会体现出一种更稳定（即使中国古代文化也能认识到 有恒产者有恒心 ）、更平等（因为中产阶层更多地以自己向社会提供产出获得财富,因而在财富的获得上更具正当性,更能体现财富获得的平等性）、更注重多数人权益（因为理想中的中产阶层更关注公共事务,并会恰当谋求并维护群体利益）的特点。
然而,就大陆的社会阶层现状而言,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中产阶层是如此脆弱,以至不足以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 现实中并非个案拨刀相向的医患矛盾、舆论界部分群体对医疗工作人员群体的负面评判与敌意,为中产阶层的脆弱做了最清楚的注脚。这种脆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给社会提供稳定因素（无论是出于谁的原因）,二是无法形成自己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达成诉求的能力。
理论上,从医疗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来看,他们最应该成为社会稳定因素的提供者的。他们是专业人士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并且这种服务与人自身的身体与生命密切相关。是以通常社会中医生在人群中会获得更多尊敬与爱戴、更少的敌意。基于这样的社会形象与定位,在人群出现分化与矛盾对立时,医生阶层更容易与各方沟通,并化解矛盾,粘合各方。
然而最近几十年（或者说最近的20年）,中国大陆的医生们却慢慢沦为矛盾的主角,不但没有让社会变得更稳定,反而在很多不稳定的社会冲突中成为矛盾的一方。医患矛盾经常爆发,极端恶劣的伤医杀医事件时有发生。同时舆论界对医护人员的针对与敌意,谩骂与仇恨并不少见,网络上即有不少声音对 杀医 伤医 事件表现理解与支持。
无论在现实还是观念当中,医疗体系群体就成了不稳定的状态,即使这种不稳定是 被动 的,也在腐蚀我们社会稳定的基脚。虽然从根源上来说,他们只是在为多年前的改革支付社会成本,而后,这个成本最终将由我们所有人来支付。
比起 稳定 这个显性的社会功效来说,中产阶层的政治功效显得隐蔽得多,尤其是在大陆。但经验表明,由中产阶层联合起来表达政治诉求并能就此逐步改变政治权力与人们权利格局的话,社会变革的成本可能要低得多。
而中国的中产阶层却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各自分化,矛盾对立,无法达成共识。现实中他们除了眼前紧迫的矛盾以外,无力也无睱他顾更多层面的政治权利诉求。他们无法形成一个倒逼执政层政治改革的社会力量,反而各自需要执政层居高临下的保护。 仍然以医生为例,倘若我们知道医患矛盾的根源在执政顶层制定的改革政策之上,我们就知道该问题需要在群体利益分配格局的层面去解决。理想的状态与有效的方式是医患各方团结起来,向执政决策层面提出有关利益分配的政治诉求,得以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在眼前的社会现实之中,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
时至今日,医疗人员群体向社会能提出的诉求已经集中在了保障他们基本的工作秩序与人身安全之上 可以参见今年两会医疗系统代表的发言。各处医患矛盾造成的显性冲突已经使得这个人群无法将自己的眼光放到更远一点的事情之上,眼前紧迫的矛盾已经足够消耗这个群体对于自己利益的保障冲动与能力,无力再做其他。
他们无法提出更进一步的诉求去触及问题的根本,因为被分化与孤立,甚至被敌视,这个群体已经无法联合人群,无法形成广泛的共识从而促使政策面的改变。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有中产阶层自身的原因。当群体中的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放任自己负面的价值观追求时,会造成了整个群体被动放弃了自己社会体系中的正面影响力（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个别的行为影响至整个群体的形象,然而现实即如此）。少数人的负面行为削弱了所在群体在其他行为上的正当性,而这些正当性的失去会不断削弱整个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号召力。虽然这一过程缓慢,隐蔽,然而日积月累,效果逐步显示。
而这一过程在现阶段得以加速,这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 可以观察一下各群体之间的裂缝在现在不断被加速拉开。在自媒体年代,更是明显。
与此情境类似的群体,可能还有一些公务员群体 情况较医疗工作人员更为恶化,大陆舆论界对于公务员群体的敌意已然汪洋肆意了,虽然该考公务员的仍然照考不误；教师群体 情况较医疗工作人员为好,然而趋势是类似的；以及记者、律师,等等。
这些人群理应成为社会中坚,理应更关心公共事务并能引导社会群体明确并实现自己的诉求。而现实是人群各自争斗与互相伤害,使得任何政治诉求的表达都显得苍白与无力,无法形成一种能撼动现有政策,促进现有体系朝自己有利方向改进的合力。
无论何种原因,当中产阶层过于弱小与无力,无法形成影响社会最中坚的力量时,中产阶层社会无法形成,那么自然会沿袭之前的社会结构,家长式、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态势。 所以也无怪到了今日,各群体最终解决的矛盾方式仍然是向现执政者乞求帮助,无论问题的根源是否出于执政者所制定的政策或者因为本该由他们保障的秩序与安全无法到位。
中国社会人群自我处理和修复矛盾的能力在衰退,拱手放弃自己在社会中应当争取的主导权 当然就历史来看,这个阶层总是这么弱小与无力的。这次最高院会同五部门分发《意见》,发布指导性案例,重复强调已有的法律规则,并表态 严惩 ,其实也微妙地表达出了执政层与社会各群体的地位、实力与情境。 与逐渐积累的财富相比起来,中产阶层看起来并没有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位与影响力,而且在朝着并不利好的方向转化。
执政者们则会获得更多挪腾空间与更小的执政压力 那些分化的人群无法粘合起来,形成一股倒逼执政者改革的力量,不过是各自变成向家长要糖吃的孩子。
关于未来,无需太多的思考我们就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中产阶层们保持现在的脆弱状态甚至恶化的话,大概我们无法就此形成以稳定正常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家长式执政方式或者某种狂热变革社会结构重复历史的方式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