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金融风险需要标本兼治

从去年“e租宝”和“中晋资产”等第三方理财公司的问题爆发，到不久前美国P2P明星企业Lending Club的“陨落”。金融风险，尤其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但在社会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中，也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既有“谈虎色变”，也有“似是而非”，更有“因噎废食”。毋庸置疑，现代社会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但作为前提，需要对现代金融风险以及治理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现代金融的本质是价值流通，流通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出现，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完成。这种交易通常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既体现在“对象”和“金额”层面，也体现在“期限”和“类型”层面，因此，“不完全匹配”是一种常态。 　　金融的风险经营特征在保险领域表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通过建立一套风险定价机制，解决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风险互助和互换，是一种典型的风险与收益的交易机制。 　　没有风险，就没有保险。认识现代金融的“风险本性”的目的，既不是“听之任之”，也不是“望而却步”，而是更加全面和科学地认识、利用和管理，为此，既需要正本清源，更需要标本兼治。 　　从“正本清源”的视角出发，首先，要认识到风险对于现代金融是“与生俱来”的，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其次，要认识到金融的风险与收益是“一体两面”，应当是对称和对价的，是合理匹配的。第三，要认识到“错配”固然是金融经营的重要手段，但“错配”也有其内在逻辑和刚性约束的。 　　第四，要认识到金融的风险承担与能力应当是匹配的，这种匹配，不仅体现在金额，也体现在期间；不仅体现在个案，更体现在积累，因此，偿付能力是金融体系安全的关键。 　　第五，风险更多的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管理的本质是信息管理，是信息披露治理。 　　第六，从金融实践看，强化风险管控，制度、技术和管理固然重要，但最大的风险是“人心”，是“贪婪”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应当将“人”作为风险管理的重点和关键。 　　若从“标本兼治”的视角来看：首先，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出现了更加“审慎监管”的趋势，希望通过一种高压态势，以控制风险，但这些举措，大多属于“治标”之策。其次，制度“严丝合缝”，就没有了“套利空间”，也就没有了创新的激励，更重要的是管死了，经济就难以发展。 　　第三，在“审慎监管”的潮流下，金融机构势必将不断增加的“合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不仅抬高了融资成本，还会导致融资难，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金融安全重要，但金融效率同样重要。如果金融效率低下，势必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五，金融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系统性是重要特征，而“人”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既要通过制度和技术发现风险，更要通过教育和引导防止风险。第六，审慎监管固然重要，但制度的科学、合理和有效更重要。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坚持创造性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业风险治理体系，一方面针对我国保险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强调通过“放开前端”，注入活力，在促进行业更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风险保障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好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针对保险的风险特征，通过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能力，确保“管住后端”，确保不发生地区性和系统性风险。为此，构建了以公司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重要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五道防线。 　　我国保险监管的实践证明，“标本兼治”是解决之道，因为，“标”是表象，通过“治标”，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形成一定的约束，特别是形成资本的约束，为“治本”提供环境和条件。但“本”是根本，是“内因”，是决定因素。 　　从根本上讲，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本”的问题不解决，再多再强的“治标”之策，也可能流于形式并于事无补，更可能让监管陷入“猫鼠游戏”。因此，我国的保险监管强调“内外兼修”和“里应外合”，同时，注重强基固本，引导自觉自律。 　　再如，作为我国金融行业最早建立的行业风险救济制度，“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既立足“兜底”，又非简单和消极地“兜底”，而是积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保险行业保障体系”。 　　作为典型的“后端”防线，“中国保险保障基金”的核心功能是行业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截至2015年底，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的余额已达704.48亿元，初步建立了“市场风险回归市场消化”机制，如果加上基金的制度放大效应，有理由相信：保险保障基金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起“防范和化解行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保险，可以说是我国金融领域最安全的行业。 　　尽管如此，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并没有固守“兜底”角色和静态思维，而是秉持“为保险监管服务、为行业健康发展服务、为保险消费者服务”的管理理念，本着“风险管控从源头抓起”的逻辑思路，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和方法，确立了做优基金管理平台、做实风险监测平台、做精风险处置平台、开拓延伸服务功能的“四位一体”发展战略。 　　此外，要认识“救”固然重要，但“退”也很重要，因此，建立和健全保险机构的退出机制，同时，明确退出机制的建立不仅是为了“退”，更是为了“不退”。 　　首先，从基础制度层面导入“风险要素”，将保险公司缴费水平与公司风险程度直接挂钩，实行“基准费率+风险费率”的差别费率制。 　　其次，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入手，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体系，通过持续监测、评估和预警行业风险，为监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起到行业风险“识别器”和“预警器”的作用。 　　同时，针对保险行业风险日趋复杂的特点，建立并完善“风险监测专家委员会”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实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努力使风险监测工作更加贴近市场，并探索建立“保险公司风险评级体系”，进一步做实风险监测平台。 　　其三，强化“早期纠正”，包括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通过实施一系列审慎措施，提前识别问题保险公司及其风险，及时遏制风险的扩散和升级，力求在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中占据主动。 　　其四，强化并提升行业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能力。将“管理救助”和“财务救助”有机结合，不断丰富风险处置工具。 　　我国保险业，特别是保险保障基金的实践证明，金融业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最重要的是摒弃孤立、简单、线性和机械思维，防止“就事论事”地“治标”，更要防止陷入“唯指标监管”的误区。 　　风险总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的，而金融保险则是人类社会化解风险的重要工具，但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目的，不仅需要明确目标，更需要科学方法，而“标本兼治”无疑是解决之道，而创造性地实践是关键。 　　（作者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