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模式探索

摘要：四川是养猪大省，2007年以来由于仔猪价格、饲料价格和猪肉价格同时飞涨，且疫情严重，生猪养殖面临巨大的风险。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与商业性保险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导致农业保险陷入了内在的两难困境。四川生猪养殖必须探索适合国情省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走出困境。
　　关键词：农业政策性保险 生猪养殖 保险模式

　　1982年以来,四川率先试办了耕牛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大牲畜保险和农作物保险。1993年,四川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历史最高峰,保费收入达到1722 万元。1994年以来农险业务亏损较大,业务规模趋于萎缩, 2003年保费收入下降到83万元。
　　2004年5月四川省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当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38万元,比2003 年增长188%。随着农业保费收入逐渐增长,试点项目拓宽到奶牛、生猪、烤烟、麻竹等领域。目前比较成功的是眉山市奶牛保险试点和资阳市生猪保险试点。截止2007年农业保费收入7.25亿元，提供风险保障161亿元。其中能繁母猪保险在全国率先启动、率先理赔，承保数量达491万头，生猪承保数量达1664万头，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总量的1/3。
　　但是四川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现状与农业大省的地位仍有较大差距。特别近年来，四川省频发自然灾害，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赔付率高、亏损严重，保险业务的平均综合赔付率超过120%，而相应的政策支持不够，导致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不断萎缩，其生猪养殖保险就是典型事例。

　　一、生猪养殖保险商业性运营的困境

　　1．生猪养殖风险的强损性与商业保险经营原则根本冲突
　　生猪养殖面临的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并发性，疫情周期和频率较高，其结果是成灾率高、损失严重。高赔付金、管理费用及损失准备金之和小于当期保险费收入，与商业保险盈利目标相冲突，偏低的边际收益，会导致保险经营者以经济利益的回报率来选择保险险种，从而降低生猪养殖险种的投入和经营强度；保险公司则不可能介入亏损经营。因此，抑制保险供给以至退出其经营策略是必然选择。
　　2．生猪养殖保险的低补偿性与养猪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常发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疫情等，是生猪养殖平稳发展的最大威胁和风险。由于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等问题，导致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不进口我国猪肉等偶蹄动物产品，其市场风险难以应对。作为养猪产业发展唯一“保护伞”政策的低补偿远低于实际损失的价值。
　　3．高保费标准与养猪户低收入不相容
　　养猪风险的随机偶发性和独立性，是利用大数法则分散风险为前提的。养猪产业风险的广延性、分散性、疫病的复杂性和成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其性质已经不属于典型的可保风险。如果按商业化操作的要求制定保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最终导致生猪养殖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都严重缺乏。

　　二、区域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保险由商业性保险向政策性保险的转变，政府需承担如下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即政府提供农业保险制度框架；政府承担组建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义务；政府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服务对象提供管理费用补贴、保费补贴、巨灾补偿和优惠政策；政府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提供相关优惠政策。
　　基于国情和省情，本文提出“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保监会”的政府主导性发展模式。其中①管理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对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的商业公司提供再保险，提供部分保费，经营管理费补贴，制订财政、税收优惠政策。②商业性保险公司负责直接经营相关业务。③保监会负责监督政策性保险业务执行。
　 这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经营模式，国家根据效益最大化原则，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负责生猪养殖保险的发展规划、政策制订、宏观调控管理、基本险种设计、费率厘定和提供生猪养殖保险再保险支持。获准经营政策性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主要经营生猪养殖保险监管部门设计的基本险种，也可经营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和批准的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生猪养殖保险险种。
　　该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在于：一是充分借鉴了国际上发展生猪养殖保险业务的成功经验，遵循了政策性保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充分利用了现有政策性银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政策性保险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有效规避信贷资产风险，提高经营效益，避免市场垄断，降低财政支出。三是为生猪养殖政策性保险体系的尽快构建提供了现实可行性，避免了机构设置的巨大财政成本投入。四是符合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支农作用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