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面临困境;专家建议实行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近几年，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令人担忧，环境公益诉讼在全国各地均有尝试，然而，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环境公益诉讼“雷声大，雨点小”，却并未取得快速进展，很多地方至今没有审理过一起此类案件。业内人士认为，现行机制下没有环境公共利益赔偿的相应诉讼模式，相关法律尚不完善。

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罚款

目前对于污染环境行为大多采用行政手段处理，但因效果不佳，使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环境公益诉讼。

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介绍说，环保部门执法手段单一，有比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处罚力度不够导致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但行政罚款却往往只有几十万元或一百万元，对企业来说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此外，环保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效果差。“昆明现在污染源就有约4万个，我们的环保执法监督局才几十号人，根本管不过来。”而且，环保部门的执法程序是调查处罚不履行处罚再申请法院执行。但走司法程序往往时间较长，期间企业仍继续污染，发现涉嫌犯罪虽然也可以移送司法机关，但机制运行不顺畅。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追逐GDP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情况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大理洱海边破坏景观的别墅群就是明证。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普通受害者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抗争、提起诉讼，法院也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最后，导致了“企业污染、居民受害、政府负责、国家买单”的恶性循环。

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袁学红说，目前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多使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行政手段包括停止生产、罚款、关停并转、吊销执照等，但这并不能解决污染事件给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也没有权力让污染者赔偿给国家。“刑事责任也一样，污染环境者可以被没收财产甚至坐牢，但同样没有解决公共利益的赔偿问题。”袁学红说，这种模式下，有的企业被罚款10多次也就罚了几十万或上百万元，跟投入资金治理环境相比，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罚款。

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袁学红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在此方面确实能发挥重大作用，因其对侵权人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一旦污染环境，既要让你承担行政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在法院判决为污染环境付出高额治理费用后，企业违法成本成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加，企业就会考虑主动地购买设备、治理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