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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群体自缴社保困境：收入有限 钱该花在哪？

　　原标题：灵活就业群体自缴社保困境：收入有限，钱该花在哪？

　　记者 | 梁宙

　　创业半年后，陈晓生选择了断交社保，此时距他在广州缴纳社保满5年只有5个月。

　　“我也不想断保，实在没办法。”陈晓生离职创业这半年，他成了灵活就业者，收入不稳定，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而他自缴社保的费用是每月1300多元，他不得不在眼前生活和未来保障中作出抉择。

　　在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40%。2020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业态就业人员有数亿人，要稳住这个巨大群体的就业，就要进一步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

　　疫情之下，灵活就业成为了“稳就业”的新途径之一。生活中，却有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缺乏社会保障，游离于社保制度之外。

　灵活就业群体超1.8亿人

　　陈晓生来到广州打拼已有5年，在过去几年中，他一直从事司法考试培训行业，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觉得乏味，想趁着年轻去打拼。2019年年底，陈晓生“裸辞”创业。创业前期，他未注册公司，成为一位灵活就业者。

　　灵活就业人员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

　　离职后的半年，为了继续缴纳社保，他找到此前供职单位的领导，让前东家帮他代缴社保，公司所缴纳的社保费用由自己支付。几年前，陈晓生就体会到了社保的重要性，那时他的女朋友曾做过一次手术，花费的大部分医疗费都由医保报销，省了一大笔开支。

　　疫情改变了他的计划，创业项目被迫延迟了2个多月才启动，招工也遇到困难。创业项目在前期投入较大，收益却不稳定，陈晓生一度“弹尽粮绝”。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不得不选择断交社保。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身体还算健康，等到以后创业成功，或者有稳定收入之后再续社保，另一方面是我目前的经济压力太大，拿不出这笔钱。”陈晓生说，自己断交社保的原因更偏向后者。

　　在灵活就业者中，也有部分人一直在坚持缴纳社保。同为广州创业者的董永华，在游戏公司工作3年多后，看到休闲游戏的窗口期将要到来，希望抓住市场机会。2019年9月，他决定自己组建团队研发小游戏，变成一名灵活就业者。

　　来自山西农村的董永华向往着广州的都市生活，也希望在广州扎根。他憧憬过未来，想着有机会要在广州买房定居。

　　按照广州市的购房政策，非户籍人员在广州买房必须提供连续5年社保或个税缴纳证明。董永华不打算将户口从山西老家迁过来，于是他一直在坚持缴纳社保。

　　离职之后，没有公司为董永华缴纳社保，按照广州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政策，他并不符合缴纳社保的条件，最终他在网上找了一家机构代缴五险一金，每个月缴纳的保费达到1400多元。

　　除了创业群体以外，灵活就业群体正在逐渐多样化，既有各类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等传统群体，也有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等互联网平台就业群体。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灵活就业人口从规模来看，已超过1.8亿人，约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40%。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一季度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中，3月城镇就业人数环比增加10%以上，其中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数均增长20%左右。

　　实际上，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的比例仍然比较低。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提交的《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显示，2018年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1亿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仅8000余万人；医疗保险中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仅4042万人。

　　2019年10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灵活就业成为新的就业方式，且越来越普遍。探索建立平台经济新业态下符合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新问题。

　参保或受户籍限制

　　随着中国户籍政策改革的深入，城市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呈现逐渐放宽的趋势。不过，截至目前，仍有部分城市对灵活就业者参保设有户籍限制，很多灵活就业人员只能回到户籍地去参保，徐亮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9月，徐亮从北京的一个企业离职，南下广东找工作，至今一直在做零工。他在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都工作过，工作类型主要为物流、电子行业和保安等。

　　徐亮打零工这几年，所供职的公司都没有给他缴纳过社保。“那些招临时工的公司不会给我们缴纳社保，个人交社保的那部分钱会转为我们的工资。”他说。

　　徐亮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曾缴纳了8个月的社保。离开北京后，他在深圳打工的时间最长，也曾主动去了解过深圳灵活就业人员购买社保的条件。他发现，作为非户籍灵活就业者想在深圳通过正式渠道缴纳社保并不容易。

　　按照深圳市的社保政策规定，本地户籍人员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档或二档，其中含生育医疗保险），但对于非深圳户籍的灵活就业者，目前仍无法通过正式渠道缴纳本地社保。后来，徐亮回到了户籍地山西省运城市参保。

　　“对于非深户且属于灵活就业的人员，只能在与单位确立劳动关系后，通过单位为其购买社保。”深圳市社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在深圳市以外，北京、广州等城市也对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有限制。比如，在北京，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而非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则不能在北京参保。

　　在广州市，本地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养老、医疗保险，非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广州参加养老保险，但需要满足一定要求：满足年龄要求的省内跨市的灵活就业人员，且在广州参保地实际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满5年的；或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在广东省实际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满10年，且在广州参保地实际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满5年。

　　此外，北京、深圳、广州、天津等多个城市的人社局工作人员均表示，公民应该通过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建立真实的劳动关系途径来参保，或者以灵活就业人的身份通过正式渠道来参保，部分人通过寻找其他公司代缴的做法不是合法、合规的。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问题已引起人社部的重视。2020年3月25日，人社部副部长游钧指出，对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要取消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对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缴纳社保的，要给予社保补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对界面新闻表示，我国部分城市的社保政策还是按照户籍地来履行责任和义务，除了灵活就业人群，户籍限制也是其他农民工参保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缴费负担偏重

　　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社会保险时，部分人面临着在眼前生活与未来保障中做出选择的难题。

　　界面新闻从广州、北京、深圳和天津等市的人社部门和税务部门获悉，不同城市之间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也不同。如广州的本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每个月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最低保费为1200多元。

　　北京的本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保费为1200多元；天津的灵活就业人员每个月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最低保费为900多元；深圳本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每月最低缴费一档社保为800多元，二档社保为500多元。

　　董永华未从企业离职前，社保基数按照9000元一个月来缴纳，应扣社保个人部分为448元，公司负担了大部分的保费。离职后，他通过网上机构代缴五险，需要缴纳个人社保费用之外，还需要缴纳公司部分的社保费用，每个月缴纳的保费达到1400多元。

　　“即使我以广州市户籍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每个月缴费1200多元，依然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董永华的创业项目前期投入较大，回报仍很微薄，社保缴费成了他日常开支的大头，仅次于房租。

　　为了在创业期间减少开支，董永华从每月3200元租金的房子搬到了每月2300元的房子。每个月，仅社保缴费和房租加起来就超过3500元。“社保加上房租已经超过了广州市最低工资水平，占到每个月总支出的一半以上。”他说。

　　在断交保险之前，陈晓生曾向朋友借钱缴纳了2个月的社保费用。他的社保挂靠在前东家那里，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社保，包括自己和公司的部分，每个月交1300多元，这笔支出最终让他难以承受。

　　“我希望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时，可以根据不同人的经济能力来选择缴费基数，现在的最低缴费基数还是偏高，建议适当调低，同时可以相应调整保险金额，”陈晓生认为，一个月缴纳五六百元保费是自己目前所能承受的上限。

　　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长达4年的陆飞，期间也曾在三四家媒体机构做过正式员工，但都比较短暂。他的收入不高，社保缴费也断断续续。

　　这几年来，他清楚社保对自己的保障作用，但从没有尝试去主动缴纳社保费，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工作、收入还没稳定的情况下，已顾不上考虑未来。“交社保的那份钱已经拿不出来了，我首先要顾着眼下的生活。”他说。

　　闻效仪表示，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在企业就业的人员个人缴费比例为8%，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缴费比例达到20%，缴纳的标准比较高。

　　“灵活就业群体普遍偏年轻，他们不像中老年人对养老保险有着收益的预期，缴纳社保对年轻的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可能缺乏动力。”他说，灵活就业人群的收入普遍偏低，缴费比例较高会给他们带去经济压力。

　平台经济的新挑战

　　近年来，外卖、快递等新型就业平台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这种新业态也对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带来了挑战。

　　32岁的李小春靠着送快递的工作，维持着一家人的开支。两个月前，他换了新工作，上一份工作是在另一家电商企业内部的物流体系做快递员，在那家企业供职两年多，单位一直给他缴纳社保。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冲击。李小春所在企业也不例外，经营压力增大，又正处于转型期，电商平台从自营转为承包。2020年3月，李小春被裁员了。

　　李小春失业一个月后，应聘上了现在这个快递员的岗位。入职前，公司要求李小春签署《代理注册及代管个体工商协议》，不签则无法入职。签署了这份协议，公司帮他注册个体工商户后，将不为他购买社保。

　　李小春供职的公司还建议老员工转为非正式员工。“正式员工需要买社保，但公司规定，非正式员工派快件收入2.2元/件，正式员工派快件收入1.7元/件。”李小春身边很多老员工都转为了非正式员工，由另外一个劳务公司代理。

　　王锋在《关于改善灵活就业青年社会保障状况的提案》表示，传统的直营快递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做得比较好，加盟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减轻负担而不缴纳社会保险成为潜规则，外卖平台更是很少为“骑手”参保。整体来看，物流快递中缺乏社会保障的青年员工占21.1%，外卖快递中占47.8%。

　　“平台促使了灵活就业人群大规模的兴起，这些灵活就业群体依托平台更好地提供市场服务。平台应对他们承担起基本的保险、社保的责任，补足过去缺失的一块，这样能减少个体对社保的投入，也能让国家对社保投入有更大的信心，从而让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可持续。”闻效仪说。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界面新闻表示，现实中最需要工伤保险的是大街上的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可是在加盟性质的平台经济中，这种就业的雇主是虚拟的，单位为他们加入社保是有困难的，这是新业态、新经济对传统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挑战。

　　“在工伤保险方面，针对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可以采取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方式，联手进行探索、创新，”郑秉文说，失业保险方面需要靠社会保险制度的自身创新来解决。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称支持灵活就业和就业新形态来稳定就业问题，也有部分城市尝试推出覆盖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项目，如今年6月开启的“上海职工互助保障项目2020”社区参保便覆盖了灵活就业群体，该保障项目由住院基本保障、特种重病基本保障和意外伤害基本保障三种保障组成。

　　社保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更多灵活就业者所认识。李小春已经断交保险3个月，但他并不想一直断保，“现在的经济压力太大，以后有条件了要去缴纳社保。”他说。

　　最近，徐亮做出了一个决定——计划结束灵活就业者的状态，在深圳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参加社会保险，给自己未来一个保障。陈晓生也在筹划着等创业项目上了正轨，就注册一家公司，通过公司为自己购买社保，这是他期待的结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晓生、董永华、徐亮、陆飞、李小春为化名）

养老保险趸缴还是期缴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很多都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已经提前为自己的养老生活做足准备了，购买养老保险是其中的举措之一。不过有些人会在交保费的方式上左右为难：是趸交好还是期交好呢？

　　这其实跟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买房子很类似。从保费数字来看，趸交看似比期交划算一些。但期交保费更加灵活。期交保费可以追加附加险。投保人在购买主险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购买一些附加险。另外，期交保费可以享受保费豁免。如果投保人在交费期尚未满时就出险，则未交清的那部分保费就可免除，并不影响获得保单全额的赔偿。同时，期交保费可以改变保额或者追加保费，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经济实力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保险计划。

　　相比而言，趸交保费的优势在于一次性交费比较方便，而且可以达到强制保险的目的，避免因自身情况变化而影响保费的交纳。借用所谓保险专家的建议，一般而言，若投保是以防范风险、保障利益为目的，建议选择时间较长的交费方式。交费期越长，分摊在每一年中的保费越少，就能用尽量少的投入，转移可能发生的较大的风险。若投保的目的是为养老，买的是养老险、两全险等有储蓄性质的险种，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不妨考虑较短的交费期。

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缴费方式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有不同的情况。在此建议，广大消费者在保费交付方式上选择分期交付，因为相同的保额，其交费期较短，总的支付金额也较少。

自限房价并不能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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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房价上涨的最大动因、房价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土地出让金。那么在土地出让金作为各地财政的命根子的前提不改变的话，中国的房价也就不可能降低。
　　高房价必然最终带来高物价，而高房价与高物价在对百姓影响程度上又有不同，高房价是挡住了百姓买不起有产权的住房，但可以通过租房、到比较偏僻的地区购房等途径解决。而高物价特别是这几年的居民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一路飙升，对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太大了。
　　把房价控制目标制订为新建住房价格的涨幅低于当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在目前房价处于高位且仍然处于上升通道来说，实质上就是容忍房价继续上涨。目前中国的房价过高，无论是从“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来看，数据都很离谱。因此，这种房价控制目标，会导致老百姓离房屋市场越来越远。即使是北京提出的“稳中有降”的目标，由于“稳中有降”的幅度语焉不详，如果降低幅度在10%以内，看起来下降幅度非常明显，但是老百姓还是买不起。所以，许多城市的房价控制目标，离刚需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
　　从2000年以后，中国的房屋价格高歌猛进，不少地方这10年来房价上涨有5~10倍之多，特别是2009年，不少地方房价上涨幅度超过50%。而在这段时间，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上涨幅度就小多了。2000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致在6300元左右，其中北京、上海分别是10000元和12000元左右。而到了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9000元左右，其中北京、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000、32000元左右，增长倍数最大的也只有3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严重跑输房价的增长，所以中国的房屋价格才显得贵了起来。因此，调控房价，还不如考虑如何让全国老百姓的收入快速增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所以，归根结底，调控房价，必须解决土地出让金问题，解决各地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到要解决目前分税制中的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问题，也就是地方事权大、财权小的问题。所以，真正解决中国的房价问题，控制房屋价格上涨的态势，要么是减少地方的事权，要么是扩大地方的分税比例，或者是财政税收的返还比例和转移支付的比例。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各地就有动力扩大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也就给予房价下降提供了市场的基础。这样做了，房价自然就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趋于合理。
　　解决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过慢的问题其实还解决不了中国的房价过高的根子问题。因为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看起来10年间也增长了2~3倍，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与分布，那么就可以看出大多数人的财富和收入与房价的差距，要比人均收入与房价的差距更大。根据有关部门在2010年4月发布的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结果就是，很多普通家庭的收入和财富，与其当地的房价水平产生畸形的不匹配。不解决这个问题，调控房价难以获得长效，实际意义也有限。
　　中国的房价、油价平均已经高过美国的一倍，居民日常消费品许多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高物价、高房价会不会吓跑世界各国涌向中国的人才，吓跑中国的人才移居海外，吓得留学人才不敢归国，吓跑外企纷纷出走东南亚。
高房价高物价都是不合理的，但是，这样的病态发展并没有因为国家的调控而变为正常，国家一剂一剂猛药下到底能不能治好房地产市场的病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当前保护好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慧择向您推荐以下产品，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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