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

2012年,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不乏诸多可圈可点之作。
这其中,既有“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出台,又有“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的启动部署,还有一系列的保险监管新政陆续发布。首先,2012年,有两部对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法规,一是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和保监会等六部委2012年8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二是国务院2012年11月发布、2013年3月1日施行的《农业保险条例》。大病保险。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在全国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其核心之一是“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这是医改领域的一大重要突破,符合国际主流趋势,保险业也因此迎来了一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医改战略的新机遇。虽然世界各国的医改方案千差万别,但在医疗保障改革领域有一条可资借鉴的共同经验,即“公私合作”是解决改革难题的一剂良方。“公私合作”在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问题,不仅体现在“基本”与“非基本”的关系上,而且体现为即使在“基本”层面,政府也应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要逐步做到“凡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不适合或不具备条件购买服务的,再由政府直接提供”。
当然,大病保险也有“前车之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意见要求“要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这个“保本微利”使人联想起交强险的“不盈不亏”,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制度准备不充分、执行不力,那么社会公众对于交强险的质疑和争议,也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在大病保险领域。如何避免重蹈交强险的覆辙,如何抓住第二次“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重建保险业的社会公信力？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保险业的要求,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保险业的需求,保险业,你准备好了吗？农业保险。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自2004年至2012年,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其中多次提到农业保险。《农业法》说“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保险法》说“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一“另行规定”苦等多年,2012年终于迎来破茧,国务院发布了《农业保险条例》。近几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业务规模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农业保险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支持。2007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给予农业保险费补贴达264亿元,各级财政对主要农作物的保险费补贴合计占应收保险费的比例达80%。各级财政之所以大力支持农业保险发展,是因为农业保险已经成为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受到广大农户的普遍欢迎。认清这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不难理解《农业保险条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用意了。“胡萝卜”是一系列的支持表态和举措,讲国家怎么支持发展农业保险,包括保费财政补贴、财政支持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大棒”是若干约束措施,目的是保证“支农惠农”落到实处,强调的是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以及如何防范农业保险经营风险等问题。其次,2012年有两个关乎保险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制度探索：一是正式启动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二是广泛部署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偿二代”建设。“偿二代”是“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的简称,它是相对于“偿一代”而言的。“偿二代”以中国保监会2012年3月发布《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为标志正式启动,计划用3至5年时间建成。不同于银行业,保险业没有统一的国际“巴塞尔协议”。关于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模式有两套：一套是欧盟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另一套是美国的风险资本制度。
美欧之间的分歧较大,在短期内全球统一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难以形成。中国怎么办？从宏观的角度看,一是充分借鉴美欧等国际主流模式的经验；二是始终立足中国国情。从微观的角度看,一是“偿付能力要求”与风险匹配,既不能低了,也不要高了；二是“偿付能力评估方法”与监管水平相适应,既不能“简单一刀切”,也不要太复杂了。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