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核心是理财，可见文人士大夫也懂理财重要性

传统文人士大夫不谈钱。不过作为政治家和变法的主持人的王安石是另一副样子,王安石非常注重物质、极其重视钱,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变法的核心就是“理财”,这也是他得到神宗这个年轻皇帝信任的主要原因。在理财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曾发生一场争论。熙宁元年（1068）宰相曾公亮鉴于河北大灾,要求取消郊祀之后对大臣的赏赐,这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在新皇帝（神宗）面前争辩起来。司马光赞成,他认为国库日益空虚,国用不足,上下都应该节俭,取消很好。王安石反对,认为这没有几个钱,斤斤计较,有失大体。王安石、司马光二人进一步申说自己的观点。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好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所谓“理财”不过是能够巧立名目、从人民身上尽情搜刮,最后使百姓困穷已极,流为寇盗。
王安石说这不是善理财,真正的理财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马上指出这是汉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又说“天地所生财货丰、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王安石不赞成这个意见,他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从当今经济理论看,王安石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在那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所谓“生财”云云,也只是王安石的理想,开拓性的“生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实践中的“生财”还是从老百姓的钱袋拿到国库里。新法的确也贯彻王安石的“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方针。其中绝大部分条款是与理财密切相关的。如“方田均税”“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输”等都是着眼于“钱”的。前三条是针对农民,其中免役也包括一些坊郭户；后三条主要是针对商人、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的。
例如免役法,如果光从字面上来看确是好事,这条法律把“差役”改为“雇役”。前者是人民按户等轮流向国家服役；后者则是由政府出钱募人雇役。人们按照产业的多少和户的等级出钱代役,这钱就叫免役钱。这种改变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出在,原来户等低的穷人,也就是在实行差役法时不充役的,如客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女户、坊郭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等,在实行免役法后也要按同等人户的免役钱之半交纳“助役钱”。另外,在免役钱之外,政府又增加一个新的名目叫做“免役宽剩钱”。也就是说在免役钱上要打出一些富余来,以备天灾人祸,这个“富余”规定为20%,年年征收,与免役钱没有什么区别。免役钱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说法用之“雇役”了,地方政府的开支多仰赖这笔钱。青苗、免役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市易”“免行”“均输”都是管控商人的。商人是四民之一,在皇权社会中也属合法的存在,但中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只要国家、政府发生经济或财政的困难,他们第一思路就是从商人那里弄钱。王安石的理财也不例外。市易法是建立“市易司”（首都）“市易务”（边境和其他城市）市场管理机构,表面上说是通过国家干预,防止大商人囤积居奇,垄断价格,起到“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后来这些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垄断货源、定价权,从商品的批发到零售都被政府官员操纵。市易司等变成对商人横加索取的赚钱机构。宋代本来属于官营的商品门类就很多（如盐、茶、酒、铁等）,市易法等于官营市场的一次大膨胀。免行钱也是针对商人的。市场上商人除了交税外,还有一种额外的摊派,包括物品和人工。你要想免除这种摊派,可以交钱替代。后来免行钱演变成入“行”钱,就是说你想从事任何商业或服务业活动都要交钱来买准入证。《宋史·郑侠传》中说连挑水、卖粥、卖茶这些小商小贩,不交足了免行钱就不能开业。均输则是设发运使,凡是上供物品（粮食是其中大宗）,都要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的方针,节省开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朝廷省钱。上面对新法的主要条款作了简单的分析,可见其精神实质就是为朝廷弄钱,钱也的确弄到了。从这个角度说,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元丰年间,宋神宗看着国库日益充盈,特别高兴,不仅多盖“御前封桩库”以储存财货,而且赋诗庆祝,并用诗句每字命名储物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