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在一个人口老龄化及生产增长率下降的经济中,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既导致长期储蓄下降,资本形成减少,又使得收入发生代际间的再分配,即年轻一代向年老一代的收入转移,这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就是效率损失,并易引发代际间的矛盾。而预筹积累的筹资模式则以个人一生间的收入再分配取代了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改变要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的话, 积累基金必须达到一定的收益率,如果达不到,反而向现收现付的体制转变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在一个经改革后的多支柱养老保险体制中,比如中国,其公共支柱即社会统筹部分将把注 意力集中于收入再分配,这体现了为老层养老保险基金是一个目标相对较低的受益率,并且是完全积累式而不是部分积累式。
这些来自模拟的假设经济以及美国的数字,对发展中国家适用吗?在发展中国家的养老保险系统中,潜在的逃逸率很高,导致系统的赡养率远远高于人口实际的转变比例,缴款率较高,使劳动力不适当地分配于非正式了(如可以逃避缴费的地下经济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非正式部门的存在增加了通过改变劳动力分配决定来逃避高额税赋的可能性。但是,劳动者不太可能通过转入非正式部门来逃避积累式养老保险方案,这样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些方案将统一定额给付和缴款紧密挂钩。
不过现实世界中尚难肯定这种说法真的会发生。因为长达多年的强制储蓄以及如果基金投资收益率很低的情况发生,都会令人产生逃避缴款的念头,而将这些资金用于消费或投资。并且,最低养老保险金保证可能导致工人一旦有资格领取养老保险金之后,就从事无须申报收入的工作。阿根廷自新体制建立以来,逃避缴款的情况并未减少,而智利改革后,逃避缴款的人下降到潜在缴款人的5％。
现收现付筹资模式导致劳动力向非正式部门逃逸,而在积累基金模式中,这种逃逸对新体制的稳定性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逃费人以较低的受益的形式承担了成本,而不是采取把高缴款转给他人的形式,即避免了道德风险。这是一个很大的益处。然而,它仍然对劳动力配置和生产力构成问题,甚至对逃费工人的财务安全性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在年老后可能没有足够的养老保险金而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这需要研究逃费的有关数据。我们认为,作为配套的改革措施,国家需要继续使其信息系统和征税系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