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保险遇冷;私立养老院应享有公平补贴

3月15日讯：记者：未富先老似乎是当下社会的普遍共识，公众的焦虑反映在社会养老金缺口上，这个缺口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未来又将承受哪些压力？杜鹏：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领取人数势必增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自然使得养老金支出增幅加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养老保险覆盖面在扩大。比如说，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并轨，包括在农村地区基础养老金的提高等等。?大家还关心的是劳动力人口减少，未来领取养老金会有四、五亿人，但劳动力会随着总人口数量的减少而出现下降，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养老金支付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缴纳养老保险的劳动力和领取养老金人数之间的比例失衡，导致了养老金入不敷出。记者：随着养老金制度告别双轨制，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已开始缴纳社保。然而机关事业单位由于没有基金的积累，有人担心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背上新加入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这一沉重包袱，成为新的不公平的起点。对此，您认为应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来消除公众疑虑？杜鹏：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以前是靠财政给支付养老金，没有建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现在要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养老金制度告别双轨制是建立统一、公平的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进步。养老金双轨制其实也影响了人才的流动，原来在企业有个人账户而到政府部门工作没有，政府的人到企业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人们有后顾之忧。现在并轨之后扩大了养老保险收入，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缺口。那么其中一部分的差距，还是得由财政来兜底，比如2011年的《社会保险法》里提到，县级社保基金如果出现差额由财政予以补贴。记者：养老保险基金从分省的情况来看，累计状况极不平衡，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地区间的这种差异该怎么统筹？杜鹏：现在的政策是省级统筹，消除上述地区差异应当朝全国统筹方向进行改革。因为大量的劳动力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实现跨省统筹后就能将资金流动起来，对中西部养老金的支付起到补充的作用。前些年，有一些外来劳动者在发达地区打工，在当地交了养老保险，但离开的时候，他就把那部分个人缴纳的钱取回了，因为当时没有跨省的机制，对于这些劳动者个人长期来看是不利的。私立养老院应享有公平的补贴记者：自以房养老保险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四城市试点，半年多来，全国仅有几十户家庭签约投保。以房养老试点之时，不少学者对此抱以期待，在国外很多国家已很普遍，在我国为何会遇冷，您认为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杜鹏：我认为以房养老只是一种补充的形式，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既使在欧美国家的比例也不是很大。以房养老让养老的资金来源多了一种选择，但是这种方式的发展也与政府联系政策在一起。比如说，有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要求当家里的财产降低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由政府为其购买一些养老服务，即老年阶段剩下的主要财产是房屋时，抵押出来能够一段时间养老资金支持，再和政府的养老服务支持接轨。在我国没有这个关联，就是房屋的财产和将来获得的服务没有联系，大家都倾向于保有自己的住房，而不是用这种住房抵押。所以，在其他的政策环境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尝试用这样方式的人寥寥无几。另外，以房养老也和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很多老人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挣来的房子留给别人，认为只有留给下一代才安心。记者：现在养老院面临的困局是公立的挤破头民营的住不满，这样的悖论和矛盾是如何出现的，政府该为民营养老院做些什么？杜鹏：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应该建立起公平的补贴制度。在北京市去年5月份开始实行的居家养老服务条例里明确规定，养老服务设施是公建的，但经营管理是民营的方式。接下来还要对原来的管理服务进行改革，将来的方向应当是并不区分公办还是民办，而是这个机构给需要服务的老人提供了养老服务，那么按照服务流程与服务的内容进行补贴，也就是收了多少失能的老人，通过机构提供的服务按床位提供补贴。补贴随着对象走，而不是随着体制走，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现在一些省市已经开始这么做了。